秦燕春
据说洪宪皇帝袁世凯临终之际念念不忘的人，有如下几个：他最不肯原谅的是杨度和袁克定，他最感对不住的是严修和张一麟。
严修与张一麟，恰是洪宪前后反对袁氏帝制最有力的两个人。
相传中华帝国洪宪元年（1916）一月十五日，也就是离袁世凯生命结束倒计时不到半年，政事堂颁布了一道命令，号召全国人民要“崇尚节俭”、“防微杜渐”，停止各省例供及年节寿朝，免得官家习于奢靡，导致中唐天宝年间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舞”的安史之乱复现于今日。刘禺生在《洪宪叙事诗本末簿注》中记载，严修闻得袁氏这一举措之后，幽幽地说了如下一段冷笑话：
袁四弟可以誵李三郎矣，决不得闻《雨淋铃》曲也。吾子（按，指当时的典制局长吴廷燮）宜将此事载诸史策，垂于后世，马伯通手笔最宜此种文字，谋彼记载，必有至文。
《雨淋铃》曲，即天宝之乱中唐明皇一路狼狈，狂奔“幸蜀”（今重庆地区），在上亭驿雨夜听见铃声，以问黄潘绰曰：“似谓三郎郎当。”因此，命乐工张徽谱其声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名篇《长恨歌》中所谓“行宫见月伤心色，夜雨闻铃断肠声”，指马嵬坡兵变之后，唐明皇怀念被赐死的杨贵妃，是之谓矣。又，罗隐有诗“山雨霏微宿上亭，雨中因想《雨淋铃》”可作旁证。马伯通即马其昶（1855-1930），桐城文派的殿军人物，光绪年间曾任学部主事、京师大学堂教习，此际正担任清史馆总纂，撰有《清史稿》光、宣列传，并修订文苑传等，宜乎严修有此调侃。
这个到了此时此刻还能潇洒无羁、称“袁皇帝”为“袁四弟”的严修，到底何许人也？
严修（1860-1929），字笵孙，出生于天津，其先世是浙江慈溪人，祖业盐商，据说乃东汉高隐于富春江畔的光武帝的布衣之交严子陵的后裔。1883年严修考中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1894-1897年间出任贵州学政，督学黔中有令名，其行部所在，勉士子读书，又变通书院旧法，主张中西并举，启黔省一代读书新风，被喻为贵州二百年未有之“文宗”。后在请设经济特科的问题上，严修为朝臣所忌，遂请假返回天津家居。两年后（1900），适逢发生义和团之乱，严修认为，“民智未开”、百姓“不学”是导致此祸的根由，从此致力于民间教育、兴办私学。虽然在袁世凯执掌北洋期间，严修又曾短暂出仕，但作为“南开鼻祖”的笵孙先生慨出私产办学（南开中学与大学均由先生出资或集资手创，从严氏家塾扩大而来），协助张伯苓筚路蓝缕惨淡经营，无疑更加令其名远扬，也更加让人尊敬。
论及严修与袁世凯之间的交往，其友情中举动最著名者，当然是洪宪帝制议起严修即“急入都与（袁）争”，“为大局弭乱源，为故人尽忠告”，不被见听就从此“绝迹于北海”，不复露面，算是一种含蓄的断交，直到袁氏殒命，方才前往吊丧，一哭旧友并主持后事。此外，严修生平待袁另一件豪举，不可不提。这就是辛亥元年袁世凯被迫下野，严修“本为衰朝惜异才”，曾独力上书保奏，与权臣力争，“不以荣瘁异致”，事虽不成，而仍亲赴车站躬送袁还乡，自己亦于一年之后告病返津。这些均可谓不计荣辱，惟修令德，风仪足可师范。
严修生性“外宽厚而内精明”，不是一个自恋的人，平生著述除数百首诗歌得以保存外，散失较多，唯独垂四十年之久的手书日记，却大体完好保存。我们不妨从中一窥严、袁交往的始末与细节。
1898年6月17日《严修日记》有载：“晓侵乘车赴小站……至小营盘晤菊哥畅谈。晤袁慰廷观察畅谈。”慰廷是袁世凯的表字，这是严、袁订交的最早纪录。此时的严修，刚刚从贵州学政任上卸差不久，因上奏请设“经济特科”得罪了他的座师、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，绝其通谒。严修挂名编修而无事可为，遂请假回到原籍天津。所谓菊哥，即严修、袁世凯二人共同的终生好友徐世昌，徐号菊人，严修信草中多称其为“菊哥”或“鞠哥”，显得十分亲热。6月21日严修在徐世昌的陪同之下参观了小站练兵的成就。他很是赞叹袁世凯的能干：“先步队，次马队，整齐娴熟，无以复加。”
